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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than Goes to China #3: US-China Relations, the Art of the AI Deal & the Road to Pax Robotica

Cognitive Revolution · 2026-09-11

Nathan Goes to China #3: US-China Relations, the Art of the AI Deal & the Road to Pax Robotica
一句话摘要

中国经济按购买力平价已比美国大 50%,AI 研究持续投入十年以上,基础服务业员工也能用上 iPhone 17。

中美关系AI治理经济对比人才流动
结构化解读

AI竞赛的胜利,可能是全人类的失败

本期没有外部嘉宾,只有主持人 Nathan 的一段独白分析。他自费在中国停留约两周,和中国科技、AI 从业者及研究机构交流,再把这些现场见闻放进中美 AI 关系的大框架里。Nathan 的核心判断很直接:若把 AI 定义成一场美国必须赢、中国必须输的竞赛,最后可能造出的不是繁荣,而是另一种长期悬在人类头顶的威慑机器。

这期回答了 8 个问题:

  1. 为什么把中美 AI 关系设定为“谁赢谁输”,反而可能制造新的核威慑?
  2. 中国 AI 的崛起究竟是短期模仿,还是被西方长期误读的历史回归?
  3. 中国为何一边强调技术自主,一边持续发布开放权重模型?
  4. 芯片出口管制究竟延缓了中国,还是先扼杀了中美 AI 安全合作?
  5. 美国能从中国学习国家能力,却不变成“中国式治理”吗?
  6. 给中国研究者发绿卡,为什么并不足以把顶尖人才吸到美国?
  7. 如果监控确实能减少犯罪,美国式隐私保护应该如何设计?
  8. 中美不脱钩的现实交易,可能拿什么换什么?
1. AI时代真正该避免的,不是落后而是再造一把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

被问到中美关系的目标究竟应是什么、而非默认“我们必须赢”时,Nathan 先换了一个坐标系。他把理想状态称为“Pax Machina”或“Pax Robotica”:两国以及更多国家共同享受 AI 带来的繁荣、专业知识和机器人服务。不是让模型替少数公司写更快的代码,而是让机器人进工厂、进农田、进家庭,承担清洁、烹饪、照料等工作,让技术红利落到普通人的时间和生活上。"we should be aiming for mutual prosperity and peace and enjoyment of the benefits of the AI age for everyone."(我们的目标应当是:让每个人都享有 AI 时代的共同繁荣、和平与福祉。)

他用核武器说明,技术优势和人类安全并不是一回事。世界上仍有约 10,000 枚核武器在线,其中许多据他了解仍处于触发警戒状态。一次事故、误解,或意料之外的升级,都可能把威慑变成灾难。Nathan 自己的儿子曾在六七个月内从癌症恢复到基本健康,这也是技术进步最具体的一面:人们当然应该追求更多治疗手段、更强专业能力和更高生产率。

这意味着,AI 政策不能只问“本国是否领先”,还要问它是否同时扩大民用收益、压低失控风险,并避免军事化成为默认用途。一旦把竞赛定义成必须取胜,安全合作就容易被视为资敌,双方反而会更快进入彼此猜疑、彼此加码的循环。Nathan 反对的不是技术进步,而是把 AI 推向类似核军备竞赛的永久威慑结构:武器越来越强,普通人却未必得到相称的民用回报。

2. 遏制中国最多只能买到时间,无法取消它的AI席位

被问到中国 AI 的进步究竟是短期追赶,还是长期竞争格局的一部分时,Nathan 的回答是:把中国看成突然冒出的模仿者,本身就看错了历史尺度。中国在 2016 年通过的五年规划里已经提到 AI;同一年,Google 宣布自己要成为“AI first”公司。也就是说,中国把 AI 放进国家级优先事项,并非始于 ChatGPT 引爆全球注意力之后。

他还拿两个更具体的指标做对照。Nathan 让 ChatGPT 盘点近年发布前沿或近前沿大语言模型,也就是能理解和生成语言的通用模型的公司,得到的结果是美国 11 家、中国 12 家。再看 2022 年的 SuperGLUE,这是一项当时重要的语言理解基准测试,其最终榜单第一名是一家中国公司,10 到 20 名之间也有多家中国公司。"There is no keeping them down. There is no denying them powerful AI."(你无法长期压住他们,也无法阻止他们获得强大的 AI。)

这不是说中国没有困难。Nathan 点出了老龄化、接班安排不透明,以及军队长期缺乏实战检验等结构性约束。但这些问题和“中国会退出 AI 前沿”是两回事。从更长的历史看,中国在世界强国与技术前沿的位置更接近常态,1990 年前后的低谷反而更像例外。

这意味着,出口限制、算力封锁或许能拉开一段时间差,却不能把中国从牌桌上拿走。如果美国的政策前提是“阻止中国成为 AI 强国”,政策只会不断追加短期延缓措施;更现实的前提应是,未来会长期存在两个前沿技术体系,关键问题是它们如何竞争,又如何避免在误判中相撞。

3. 开放权重不是示弱,而是中国争夺全球信任的公共品策略

被问到中国强调国际合作,到底只是外交辞令还是有实际信号时,Nathan 特别看重“开放权重”。所谓开放权重,是把训练完成的模型参数公开,让其他机构能够下载、运行、微调和部署,而不是只能通过一家公司的付费接口调用。在他看来,这是一种比口号更难撤回的承诺。"Once you have it, we can never take it back."(一旦你拿到了它,我们就永远无法把它收回。)

他列举了几层信号。习近平在 WIC 演讲开场提到,AI 起源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,Nathan 把这视为向美国递出的橄榄枝。清华大学新设的 AI 安全研究中心,则明确把 Berkeley 的 Constellation、伦敦的 LISA 和新加坡的 SASH 当作灵感来源;五位创始董事中还有一位欧洲教授。中国提出的 World 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计划提供 5,000 个培训项目,形式尚未明确,但至少显示出面向外部的组织意图。

这意味着,AI 竞争不再只比模型跑分,也在比谁能给第三国提供更低依赖、更少控制的技术公共品。一个国家若能让其他国家免费取得模型,自行部署在本地机器上,就比“只能使用我的云服务、接受我的规则”更有吸引力。美国若只是要求盟友站队,可能低估了这种吸引力。

边界也很清楚。开放姿态将来可能改变;公共品既可能是合作愿望,也可能是战略定位。开放权重不会自动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疑虑。但它确实把竞争从“谁拥有模型”推进到“谁更值得被依赖”。

4. 美国不该照抄中国高铁,而该把国家能力押在自动驾驶

被问到美国应从中国学习什么、又不该复制什么时,Nathan 把“国家能力”解释得很务实:政府和社会能否把重要目标真正做成,而不只是写在报告里。他把中国大规模高铁网络与加州高铁项目的困境并置,却没有得出“美国也该立刻铺全国高铁”的结论。相反,他认为美国当前并没有足够能力完成横贯全国的高铁工程,硬上只会把资源拖进征地、地方阻挠和项目延期的泥潭。

他的替代优先级是全自动驾驶。"China can have the highspeed rail. We should have the full self-driving."(中国可以拥有高铁,而我们应该拥有全自动驾驶。) Nathan 的理由有具体账本:美国每年约有 30,000 人死于高速公路事故。自动驾驶若能广泛落地,不只改变通勤体验,也可能直接减少这部分死亡。它不要求全国范围征地,也不必重建整个交通经济体系;可以从个人自愿使用开始,逐步替换人工驾驶。

他还把同样的思路放到 AI 基础设施上。数据中心不必贴着人口密集区建设,美国可以利用未被充分使用的联邦土地,而不是大规模征用私人土地。这里的重点不是“建得越大越好”,而是选与本国条件匹配的路径:广阔土地、汽车文化、市场机制和联邦制,决定了美国应有不同于中国的解法。

这意味着,美国学习中国,不该变成复制中国的大工程叙事。更合理的做法是让监管从单纯防错,转向在保护公众的同时帮助关键技术规模化。Nathan 也承认,美国的联邦制、地方否决权和监管结构,会让这类改革很难;正因为难,才更需要选择能渐进推进的项目。

5. 吸引人才仍是美国王牌,但中国顶尖AI人才已不把离开当救赎

被问到给中国研究者发绿卡,能否削弱中国 AI 实力时,Nathan 先给这个想法泼了一盆冷水。美国放宽永久居留当然会提高自身吸引力,但不要把它想象成把对手人才库一键搬空。Moonshot 的创始人曾在美国读博士,之后回到中国创业,就是一个直接反例:接受美国教育,不等于会把事业和人生永久放在美国。"But don't make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all the top AI talent in China is just dying to leave."(但别犯一个错误:以为中国所有顶尖 AI 人才都迫不及待想离开。)

Nathan 没有否认美国的优势。英语仍是全球通用语言,美国能让移民真正“成为美国人”,这种社会吸纳能力很难复制。对全球最有野心的研究者和创业者而言,美国大学、资本市场和创业生态依然有很强的拉力。但人才迁移不是签证公式。家庭在哪儿、生活成本如何、个人归属感如何、本地有没有足够大的创业机会,都会改变选择。

他转述一位中国受访者的估算:中国人口可能在数十年内从 14 亿降至 8 亿。即使引入移民,也无法填补如此巨大的缺口。这解释了中国为何会把人才、自动化和机器人看得格外紧。与此同时,Manus 被 Meta 以约 20 亿美元收购后,中国政府阻止交易,且据 Nathan 了解交易已经完全撤销;受访者担忧,这会伤到创业者和风投生态。

这意味着,美国的人才政策更适合被理解为增强自身的边际吸引力,而不是“掏空中国”。而且中国政府未必会允许关键 AI 人才大规模外流。人才竞争是生活、制度、机会和国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,不是发多少张绿卡就能单方面决定的。

6. 芯片禁令最隐蔽的代价,是先让美国自己不敢做安全合作

被问到出口管制是否真能延缓中国 AI、又会带来什么副作用时,Nathan 承认它确实有约束作用,但质疑这种约束的方向正在变化。出口管制最初的官方理由,是阻止先进 AI 被用于军事用途;随后变成阻止中国开发前沿模型;再后来,理由又延伸为限制中国可运行的 AI agent,也就是能自主调用工具、执行多步任务的智能体数量。目标越往后移,越容易被中国理解为:美国不是防范具体军事风险,而是在限制普通企业和个人使用 AI 的能力。

他也看到管制之外的现实。美团的 LongCat 模型据他了解完全使用华为 Ascend 芯片训练,至少证明中国国产芯片已经可以完成近前沿训练。与此同时,他接触到的美国 AI 安全组织担心,只要和中国共同研究,就可能被美国政府认定为违反出口管制,因此干脆不合作;中国研究者则抱怨,他们主动联系美国同行,得到的回复是“我们不能这么做”。"They are making the American side fearful and timid and unwilling to engage."(它们正让美国一方变得恐惧、畏缩,不愿参与合作。)

这意味着,管制即便换来一段算力领先,也可能同时切断了解对方的渠道。AI 越强,双方越需要知道彼此的能力边界、安全实践和真实意图;而当研究人员因合规恐惧而不交流,误判空间就会变大。安全合作不是锦上添花,它是防止两套技术栈、两套认知体系彻底分叉的基础设施。

Nathan 的争议点不在于“管制毫无效果”,而在于短期领先是否值得以安全协作和长期互信为代价。尤其当双方都担心 AI 失控时,把唯一愿意对话的人先吓退,账单可能比少卖几批芯片更高。

7. 美国式监控尚无答案:既想要安全,也不愿被全天候观看

被问到美国如何学习中国社会治理的收益、同时守住自身价值时,Nathan 没有假装答案已经成熟。他在中国感受到街头摄像系统带来的安全感:有人把手机落在车里,警方可以调取车牌、联系车主,最后把手机找回。对小偷而言,“拿了就跑”不再是低风险生意;对夜间出行的人而言,治安改善是可以直接体感到的收益。

美国也在铺设 Flock 摄像头。Nathan 提到旧金山犯罪率确实下降,但他并不能确认下降究竟由 Flock 带来,还是来自其他变化。这种不确定性很关键:不能因为监控看起来有效,就跳过因果判断,更不能跳过权力边界。"I'm not sure how workable that solution is. I'm certainly not an expert on cryptography."(我不确定那套方案到底有多可行,而且我显然不是密码学专家。)

他引用《Liquid Rain》中的一个设想:对所有视频做弱加密。平时系统无法持续、大规模分析全部画面;只有针对某个特定时间、特定地点,付出可接受的计算成本后,才能解密查看。换句话说,录像可以在事后协助找手机、查案件,却不应自动变成全天候追踪每个人的机器。

这意味着,美国不必在“接受高犯罪率”和“复制全面监控”之间二选一。但隐私不能只停留在价值宣言上,必须被写进数据访问规则、解密成本、保存期限与执法权限里。Nathan 明确承认,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:监控的治安收益可见,公众对联邦政府和地方警察滥用数据的担忧也同样真实。真正困难的部分,是把两种真实担忧放进一套可执行制度。

8. 真正的反制不是关门,而是用市场准入换回中国制造与技术能力

被问到美国如何避免在电动车、电池、太阳能等下一代产业中被动落后时,Nathan 的答案不是无条件开放,而是把市场准入变成交换筹码。中国汽车目前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;但他认为,若中国企业愿意与美国公司合资、进行技术转移,并在美国本地制造,美国应考虑开放市场。"we should probably also be open to having Chinese companies come into the US market."(我们或许也应该对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持开放态度。)

他在上海参观过一家技术转移办公室。那里像一座“现代技术博物馆”,展示医疗设备、教育设备等前沿产品。这个细节让他意识到,不贸易不只是少卖和少买,而是会错过另一边正在推动的技术。中国大城市里多数汽车已经是电动车,街道更安静、污染更少。类似地,Aerolamp 的杀菌灯目前约 500 美元;Patrick McKenzie 的判断是,只要需求存在,任何能装上集装箱从中国运来的产品,都会显著降价。

这意味着,技术自主不等于拒绝所有交易。美国可以把市场准入、本地制造和合资要求设计成杠杆:既让消费者和企业获得更便宜、更成熟的产品,也让本土公司学习制造、供应链和工程能力,而不是把每项中国技术都定义成必须隔绝的威胁。

边界同样不能省略。Nathan 来自底特律,也看过国际竞争如何重创依赖单一产业的城市。再耦合不能制造新的脆弱依赖,更不能让某一方在关键时刻被卡住。问题不是“开门还是关门”,而是能否谈出一套双方都承受得起的交换条件。

把这 8 条放在一起看

“AI时代真正该避免的,不是落后而是再造一把‘达摩克利斯之剑’”和“芯片禁令最隐蔽的代价,是先让美国自己不敢做安全合作”,其实指向同一件事:技术竞争最危险的部分,不是对手进步,而是双方逐渐失去理解对方、约束风险和共同刹车的能力。

同样,“开放权重不是示弱,而是中国争夺全球信任的公共品策略”与“真正的反制不是关门,而是用市场准入换回中国制造与技术能力”,也不是在主张天真的全面结盟。它们讨论的是同一个现实:两个长期存在的前沿力量,不可能靠彻底隔绝把对方从未来中删除;更可能的选择,是在竞争中保留交换、验证与合作的接口。

Nathan 所说的 Pax Robotica,不是要求中美放下全部创伤与不信任,而是承认这些东西存在之后,仍不把每一次技术进步都自动翻译成敌意。对读者而言,这也提供了一个更贴近日常的判断框架:当你听到“必须赢”“必须封锁”“绝不能依赖”时,可以多追问一步——它到底减少了什么风险,又会不会同时关掉原本用来避免更大风险的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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